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：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到2.64亿，约占总人口的18.7%，65岁以上人口比例已达到13.5%，接近深度老龄化水平（14%）。根据预测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将突破3亿，到2050年，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接近中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。

从养老服务到养老生态，再到养老服务模式……快速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，会给服务业带来很多机遇。在近日举行的中欧卓越服务论坛上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、横店集团管理学教席教授、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成员汪泓表示，我们要正视老龄化带来的挑战，同时也要抓住其提供的机遇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，相信中国必将走出一条应对老龄化社会的特色之路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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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50年，全球将有21亿老年人口

目前，全球范围内老龄化趋势快速加剧，据估计，60岁及以上人口将从目前的9.62亿（占全球人口的12.3%）增加到2050年的21亿（约占全球人口的22%），增加一倍以上。到2100年将增加两倍，达到31亿。

此外，可以明显看到，由于人口基数大和老龄化程度加剧，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人口增速比发达国家的更快，老龄化的重心也正从发达国家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。

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60岁以上人口增长率变化

到2050年，发展中国家60岁以上人口的增长率预计将达到82.9%，发达国家60岁以上人口的增长率仅为14.3%。

未来，约有81.5%的老年人（16.3亿人）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，18.5%的老年人（3.7亿人）生活在发达国家和地区。

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，而有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又特别高，有些地区的经济差距比较大，农村和城市的生活压力又截然不同，造成了全球养老水平差异较大的问题，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？

很多国家的做法是延迟退休年龄。老龄人口比例上升大大增加了养老支出的压力，养老制度可持续性面临严峻考验，延迟退休年龄几乎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。尽管延迟退休、提高缴费率等措施会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，但依旧成为了多数国家的改革选择。欧洲、北美、大洋洲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3岁甚至66岁以上。

此外，有些国家利用退休金杠杆缓解养老问题，如66岁到68岁退休，能领取100%的退休金；而如果60岁退休，则只能领取70%的退休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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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么是中国式养老？

当然，解决老龄化问题也要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。

中国的老龄化趋势有如下特征：

❶ 基数大。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，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.64亿，占18.7%；65岁及以上人口为1.9亿，占13.5%，其中年轻的老年人（60-70岁）比较多 ，约占55%。

❷ 速度快。未来20年，中国老龄化将进入加速期，预计203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将接近30%。

❸ 趋势猛。根据联合国统计，从老龄人口比重由7%到14%所需要的时间来看，中国只用了27年，而德国用了42年，美国则用了69年，法国用了115年，中国所用时间与目前老龄化最快的日本相接近。

近年来，中国老年抚养比（注：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，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）呈现上升趋势。随着老龄化不断加剧，老年抚养比将快速攀升，导致经济社会的发展将面临严峻的挑战。

❹ 差异大。全国范围来看，东北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最深（老龄化比例为24%），西部地区则相对比较年轻（老龄化比例为10.7%）。

❺ “银发贫困”。在这一特征下，出现了三个问题：

未富先老，发达国家一般是在GDP达到人均5000-10000美元时进入老龄化，而我国在GDP人均1000美元时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。

未备先老，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产业发展滞后，养老难题困扰几代人。

未老先退，预期寿命不断延长，活力老人人数增加，养老金负担加重。

❻ 需求强。2020年，我国独居和空巢老人数量达到1.18亿，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达到2900万。如果10%的老人需要养老服务，则最低的养老服务岗位也需要超过1180万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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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老供需结构存在矛盾

基于上述特征，中国式养老也面临着重重挑战。

首先，多层次、立体化和智慧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亟待建立。目前，我国老年人多数选择居家养老，形成了“9073”的格局，即90%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，7%左右依托社区支持养老，仅有3%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。然而，由于老年人的支付能力呈“橄榄型”结构，养老机构的供给呈“哑铃型”，供需结构之间存在矛盾。需求最大的中端养老机构由于床位不足，尚不能满足选择社区和机构养老人群的需求。

养老供需失衡

其次，养老保险三支柱结构失衡，“一支独大”问题突出。2020年，作为“第一支柱”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占比70.02%，“第二支柱”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占比29.98%，“第三支柱”商业保险占比微乎其微。养老保险融资过多地依赖基本养老保险和现收现付的融资方式，导致了“第一支柱”责任过重，结构性问题突出。

第三，养老产业发展面临体制性和观念性的障碍。这具体表现为竞争行业与非竞争行业区分不明确，缺乏政府、市场介入对其进行边界划分；民营机构在财政支持、土地使用、医保定点方面先天不足，无法与公办机构公平竞争；以及行业管理上仍处于条块分割、多头管理局面。此外，人们对福利化养老、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误区，影响了养老服务社会化、产业化的进程，老年人重积累、轻消费的传统观念很难在短期内改变，也直接影响了养老市场的消费增长。

第四，养老金融体系需进一步提升。目前，我国二、三支柱发展滞后，养老金的充足性、可持续性令人担忧。2020年底，我国第二、三支柱市场规模为3.54万亿元，仅相当于全年GDP的3.48%，而美国第二、三支柱市场规模，则达到了其全年GDP的1.54倍。此外，在养老金融市场，无论是机构参与还是产品供给，商业银行经常处于“缺席”状态，我国居民个人储蓄向养老产品的转化效率也因此较低。

第五，老年人力资源开发不足，人才队伍“三高三低”。由于养老服务人员普遍呈现社会地位低、收入待遇低和学历水平低的特征，加上老年教育资源供给与需求失调、老年人力资源利用率较低，以及缺乏系统政策和保障机制，导致了该行业人才流动性、劳动强度和平均年龄都处于较高水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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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走好中国式养老之路？

中国当前的老龄体系分为老年健康服务体系、老年健康保障体系、老龄产业体系和支撑体系，应采取“事业+产业”、“政府+市场”、“保障+服务”的新模式发展养老产业。

中国老龄体系

“十四五”规划提出了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、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和优化生育政策等三大举措，这将具体表现为：

❶ 构建多层次、立体化养老服务体系

这需要引进需求评估机制，以年龄、身体状况、经济收入状况、家庭特点为维度，对老年人建立长效的需求评估机制，提供不同特点的养老服务。在供给层面上，则实现由政府主导，家庭和自助为基础、市场与社会协同支持、多元化的服务体系。此外，还应建立统一的经济状况审核体系，严控行业准入标准，规范公办养老机构供给标准，以完善严格规范的监督体系。

目前，我国已把老年人健康管理体系纳入国家战略，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。老年医学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二级学科，全国约有2000家医院开设了老年护理服务。

❷ 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。据预测，“十四五”期间，我国养老金缺口将达到8万亿-10万亿。第一支柱带来了极大的财政负担，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，企业年金的覆盖率低（2020年三季度末为5.94%）且难以提升，但这也意味着我国个人商业养老保险发展的空间广阔。随着税收商业养老保险、专属商业养老试点依次落地，“养老保险+养老社区+养老服务”产业链整合保险企业的资源，商业保险的发展阻力将下降，产品竞争力也将不断提升。

❸ 优化人口结构，实施“全面三孩”政策。目前，“三孩”政策的推行面临传统养育观念过于精英化、教育成本过高、女性就业歧视等难点。

要想逐个击破，需转变家庭教育观念，树立新型教育人才观，保持教育政策的稳定性，实现一个家庭三孩之间教育资源获取的平等性；需构建完善的托育体系，降低养育成本，深化住房体制改革，制定多子女家庭购房贷款优惠措施；积极倡导女性就业平等，注重对以女性就业为主或女性员工较多的企业进行监督和考察，增强女性维权意识。

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趋势，我们要正视老龄化带来的挑战，同时也要抓住其提供的机遇。

例如，目前我国老年人力资源的利用率还不高。特别是经验积累型的专业人士，如医生、律师、教师等，这些领域的年轻老年人是很成熟的人力资源，可以发挥余热，为社会贡献才华。

又例如，年轻老年人中有不少享受到了改革开放40余年的成果，积累了个人财富，有一定能力负担有尊严的养老。他们的休闲娱乐时间也比年轻人更充裕，是体育、文化、旅游等方面的重要消费力量和推进力量，而非社会的包袱。这一定程度上是“人口老龄化的红利”。

探讨养老问题，需要重新审视人的价值和生命质量，因此，社会观念的转变尤为重要。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。因此，虽然我国的老龄化速度快、趋势猛、程度深，但也蕴藏着养老行业从起步到成熟发展的重大机遇，相信中国将走出一条应对老龄化社会的特色之路。